何菲
我觉得，蜜饯算得上是全球华人尤其是华人女性的较大公约数。蜜饯品种的丰富程度，与一个民族的味觉系统精细程度和口感多元化密切相关。有中国人的地方，恁是盛世荒年，蜜饯都不曾被冷落，其杂陈的五味实在能解华人冷不丁袭来的某种馋。
东汉《吴越春秋》的“越以甘蜜丸欓报吴增封之礼”，据说是有关蜜饯最早的记载。也有种说法：蜜饯的起源与杨贵妃密切相关。贵妃酷爱荔枝，可是从蜀地到长安即使快马加鞭也保不住鲜果的寿命，于是催生出蜜煎荔枝肉的防腐技法。后来蜜煎演变成蜜饯。苏轼有“时于粽里见杨梅”的诗句，那是北宋的蜜饯粽子。在《金瓶梅》中，西门庆和友人吃酒时配了几碟果食，其中就有“衣梅”，“犹如饴蜜，细甜美味。”这本书里的茶事有多达七百余处，茶楼茶肆遍布城中大街小巷，饮茶不是清饮，而是搭配荔枝干、杏干、桃干等蜜饯和饽饽、火烧等茶点，是平民的生活业态与社交方式。上世纪初，有千年技艺传承的北平聚顺和蜜饯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，击败日本福神渍和法国台尔蒙罐头，获得金奖。可见蜜饯面前，人人平等。
师友常有通俗金句，比如“粗人不吃橄榄”。生于上海、祖籍苏州、有一半绍兴血统的他介绍这是句绍兴老话。江南人算是比较爱吃橄榄的，但真正的橄榄老饕在闽南，在潮汕，他们对橄榄有上瘾般的难以自拔。出远门时，行囊里一定会有一袋橄榄，乏了，油腻了，想家了，就会嚼上几颗，那是故乡的水土。
拷扁橄榄、盐津橄榄、甘草橄榄、陈皮榄等是我办公室零食的“常在”。很喜欢以竹壳缠红线、每根竹节般缠出三四粒橄榄的包装，以小捆出售，商标常以某某行命名。还有以陈皮裹咸橄榄被禾秆草扎紧的广东三宝扎和南姜咸甜橄榄糁，陈香醇厚，咸香中和，能荡涤烦渴，醒神解腻，让平凡点石成金。
少女时代我极其嗜好蜜饯。读小学时，广东凉果已成系列，多来自潮州庵埠，这地名曾一度让我以为那是一座庙。十来岁时，爸爸去某国宾馆开会时带上了我。他开会时，我在大堂看绿毛龟。傍晚开席，先上十碟蜜饯，我左右开弓大快朵颐。待到冷盘热菜各就各位，长辈们把我的碟子摞成一座山珍海味的小山时，我的胃已基本被蜜饯塞满。那夜盛宴，菜式精致，氛围高雅，可不开眼的我浪费了这难得的机会，却饱餐了一顿登峰造极、刻骨铭心的蜜饯大餐。
比起苏式蜜饯的绵甜，我更喜欢广式蜜饯入口时的刺激快意。采芝斋名气大，蜜饯价格比庵埠凉果高得多，可年少时我无法体会它的好处。然而外婆是采芝斋的忠粉。她坚持认为采芝斋的苏式话梅好过广式话梅数倍。外婆年轻时曾过着肥马轻裘的日子，对于吃，她挺讲究。她说人老了，口味趋淡，更中意悠长。我似懂非懂。但见她推牌九时口里还含一颗苏式话梅，许久许久，才吐出核来。等到我30岁以后能约略体会她那个“淡”的意味时，她老人家已经作古多年。
前几天深夜与河北籍老友聊天。我说年幼时很喜欢冰糖葫芦，妈妈有时会给我买一根，频率不高，因为贵，更多时候买棒冰雪糕。南方因为湿度大，冰糖粘牙，山楂个头较小，冰糖葫芦并不出色，但小时候我却觉得它是天下最好吃的零食之一。其实冰糖葫芦是必须衬着北方青灰墙砖胡同为背景，才能真正具有乡愁感。老友说他小时候一年能吃到两次冰糖葫芦，一次是春节，一次是庙会。北方的冰糖葫芦糖不粘土，就算灰土弄在糖壳上，也能一吹即净……回忆自带滤镜，倒比实实在在吃它更有味，那种乡土情意和古早味，让冰糖葫芦更多时候不是物理的，而是精神的。
前些年我去香港的频率不低。那些不起眼的小实体店也曾客似云来。在零食店，内地游客常常动辄称千八百元零食，结算时店主麻利地多赠送两罐腰果糖和一磅西梅塞在纸袋里。那赠送的西梅格外酸甜丰腴。我大爱“么凤”话梅王，是话梅中的爱马仕，口感扎实饱满，100元也就几颗。那些年也常有友人去香港出差公干。每每他们去香港时会特地找到尖沙咀的“上海么凤”凉果店，称上一袋话梅王和一袋话梅肉，回上海后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悄悄塞给我。我们平时联系并不多，各忙各的，却总是个安心而稳定的存在，且梯队靠前。么凤话梅王是我们之间的小仪式和温暖的线索。
